2012年4月12日

威瑪共和的城市美學

刊載於2012-04-13蘋果日報,此處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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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士林王家拆除完畢後,郝龍彬市長先是力陳「一切依法行政」,隔天卻隨即出面開記者會宣稱已經意識到問題,並且已要求營建署修法,但始終未果,未來將推動修法。都更處長林崇傑甚至「落淚」宣稱飽受「拆除王家很痛苦」的壓力。過程中,台北市政府一下非拆不可,一下又不想拆;一下要營建署給他一部好法律,一下又抗拒營建署先前提出的三贏方案。整個事件中,台北市政府不是一個不在意實質正當行政的「類威瑪共和」政府,就是每個官員都用威瑪共和的城市美學基調擘劃城市願景。

什麼是威瑪共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舊有帝制崩潰,成立了新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德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國嘗試,史稱威瑪共和。1933年,這個共和在經歷了經濟危機、國會縱火等事件後,在「全民」「希盼」「安定」的情形下,由納粹主導通過了《國會縱火法令》與《授權法》。自此,政府為達「安定」目的可採任何手段,人民基本權利從此不復存在,權力分立消亡,猶太人、波蘭人、吉普賽人、工會成員、共產黨員、異議份子、同性戀等相繼成為俎上肉,而威瑪共和從此滅亡。

威瑪如何滅亡後世研究許多,但大致上留給我們的警惕有幾點。第一點是必須要破除權威的迷思,強調自由與平等的價值;其次是破除「公共利益」客觀上存在且永遠超越個人利益的不切實際想像,強調基本權利乃至於人性尊嚴的最高性,以及公共利益必須是經由平等互動所產生的由下而上的協議結果;最後是國家公權力運作時必須必須超越實證法,節制自身權力,探求憲政正義,以謀求對人民的實質正義。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公權力、台北市政府以及各界反應的威瑪特色如下:

以都更條例立法面向而言:一、多數人可基於多數決意志逕行向外圈地,劃定都市更新單元,且可以不顧當事人意願逕行將其納入;二、基於多數決意志強迫地主同意都市更新;三、基於多數決意志強迫權利變換,剝奪地上權及地下權;四、基於多數決意志強制拆屋。

以北市府行政面向而言:一、習於無思法律制度缺陷或技術官僚習於基於「專業」考量而忽略典範差異而持續「盲目行政 」 ,如集合住宅與透天厝在適用都更條例上的差異;二、沒有重新思考此核定都市更新計畫行政處分的合目的性(本案的「公共利益」何在?要拆除王家時周邊連消防車都進不去,真能復甦都市機能並改善居住環境?)與必要性(強迫王家參加拆了自己家的都更案真的是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習於高權的優勢以及「行政處分做成即合法」的認知,欠缺自身可能違法的意識進而欠缺尋求無瑕疵行政處分的努力,例如明明當事人已經表示不願參加,台北市政府卻仍不撤銷行政處分,繼續用「多數決所以合法」去壓王家;四、習於以法典為依歸,未搭配真正的母法(即憲法)精神做整體行政上的考量,而違法行政;五、沒有重新思考執行的必要性,因此本案後台北市政府停止代拆作業更顯得荒謬;六、缺乏替當事人尋求憲政正當性的意識與努力,例如台北市先前明明就有過里長延選案和健保費爭議而依法先聲請大法官釋憲的經驗,只不過此次碰到的目標是小民而非預算或地方自治權力,就習慣叫「刁民」自力救濟。

以官員的個人審美觀面向而言:一、郝龍彬習慣以「貫徹國家高權」以及「數人頭」方式權衡行政目標,缺乏憲政意識,主張「合法」、「95%對5%」、「不拆沒辦法解決問題」,從來不做站在少數基本權利一邊的事情,認為「數大便是美」,無疑是納粹美學再現及邪惡意志的捲土重來;二、市府幕僚如都更處及法規處習於遵從上級命令而未能加以抵抗,展現邪惡的平庸性,成了邪惡的工具,也是納粹翻版。

以事後反應來看:一、北市府法規會人權保障委員會有三位委員辭職,卻仍有五位民間委員戀棧未求去;二、大眾仍與郝市長持同樣理由,支持市府破壞憲政的作為 … … 這些對邪惡抵抗的欠缺,正是後世研究指出威瑪共和悲劇擴大的原因之一。這五位委員和支持市府的大眾,無疑也是平庸的邪惡之下納粹邪惡工具的翻版。

這些威瑪共和的城市美學因素,形塑了壓迫體制存在的事實,都增加了台灣變成下一個威瑪共和的可能。面對這種可能,勇敢的台灣人都應當積極且正面思考:如果台灣不想成為下一個威瑪共和,從現在開始,應該怎麼做才對?是不是現在應該做些什麼,才可以防堵下一個台灣版威瑪共和以及台灣版納粹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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