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7日

荒謬的公視再結構管制

公視自新國會誕生以來,執政黨挾國會優勢將預算凍結,修改公視法強加董事席次外,隨後全由執政陣營(含執政黨立委)組成的董事審查委員會,其選出的新任董事又將矛頭指向董事會及經營階層要求改組,公共化的命運可謂多舛。執政黨所持「公視董事會擴大將反映社會多元」的理由,此處必須從理論上及現實上加以拆解,以能維持公視的理想高度,使民主自由所賴的公共第四權在今日不至被新威權徹底壓制而淪陷,公視議題不至淪為僅僅與政府聲音不同即遭消音的態度之爭。

從現實上來說,此次修法增加董事席次的動作,名為將媒體產權*予以分散的結構管制,但結構管制的一般目的是要矯正傳媒競爭市場上產權集中以至言論集中的趨勢,衡諸公視無商業競爭壓力,為矯正市場集中的結構管制即不需要,而另一種林益世口中所謂的言論集中也並不存在,且從過去公視一直能夠呈現非主流、弱勢聲音,同時觸及社會各個角落的表現,即可知公視未經商業或政爭污染的珍貴,例如塊狀新聞節目「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以及紀錄片平台「紀錄觀點」都是公視挑戰主流發揮多元精神的最佳例證。

那麼此次又為何要再結構管制?正因結構能夠影響內容是不爭的事實!趁著修法,結構上呈執政黨人士壟斷的董事審查會,自然不可能再找會挖執政黨牆角的人,而當然選擇內容上與他們較為親近的董事,再藉由董事會的結構去影響公視的運作內容。公視可預期將有如中央社、央廣一般,向保守、右派、政府代言人邁進,而政策上也會張開私有化大旗,朝縮小公廣集團,讓政府積極控制預算等符合執政黨意識型態的方向出發,這是此次再結構管制的荒謬之一:假分散為名行集中之實。

再從理論角度探討,關於公視的董事組成,公視法設計上即採制衡作法,無論行政權(掌提名董事權)或立法權(掌提名審查委員權)都無法完全掌控公視的人事組成,且國會更只能間接參與董事審查會的組成,任一董事都需經四分之三以上票數通過,選出的董事在任期間禁止由政府任意撤換,這些制度都確保了董事的組成能夠多元公正而不致偏頗,多元制衡而能獨立於政治力外,都是公視存續的正當性來源。執政黨若認董事制度尚有不足,本應於確保正當性不被破壞的前提下予以改造。如當年修憲將大法官改為交叉任期制時,不能中途空降新的大法官,而必須等原屆次大法官全退一樣,其結構組成、提名與同意都是在同一屆次內,由各界多方考量而成,再由正當程序賦予其正當性。今執政黨朝已有正當性的董事會動刀**,借國會優勢再加扭曲董事結構,除使原先董事任命過程中的種種考量皆化為烏有,破壞公視存續的正當性外,更難保不會引發立委在本案食髓知味後故計重施的滑坡效應。

值得欣慰的是,這次仍有具知識份子風骨的入選監事拒絕出任,但整個大環境如此惡劣,昔日黨政軍退出三台言猶在耳,奮鬥多年志未竟,今日黑手禁入公視,媒體改造、公共化之路又不知要往何處去?

參考文章:
翁秀琪(2008),〈公共媒體如何問責:以台灣的公廣集團為例〉,《新聞學研究》,第96期,頁187-211
The Court-packing Plan

註:
* 「所謂媒體產權(media ownership),並非侷限於媒體事業的股權,而是指涉:(1)媒體事業實體財產使用人的法定權力;(2)媒體業者受執照保護、排他性且/或受公共託付的實體財產權(例如:佔用無線電波的頻譜權利、媒體經營執照受保障的權利,以及代行人民傳播權的權利;(3)媒體業者擁有、行使、處分或受益於前揭實體和非實體財產的權利性質」,羅世宏(2003),〈廣電媒體產權再管制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0期,頁11
** 若要錙銖必較,其實第四屆董事產生過程弊端不少,也不能說完全具有正當性,例如前揭翁文指出,第四屆董監事審查委員會裡面,國民黨立委即佔了四名,國民黨此四名「社會公正人士」所選出的董監事,其結構組成真的正當?也許只比這次完全由國民黨壟斷的審查委員會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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