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5日

將街頭還給警察?

日前行政院高思博政務委員於中國時報投稿指出,行政院的集會遊行法修法版本去除刑罰,並且改為行政罰,已然相當進步。但是,人民在街頭的處境會因此有所改善嗎?或許值得商榷。

十七年前,在捷運局傾倒廢土造成多人死傷之後,綠黨高成炎等人決定立即回應,申請五天後集會遊行,卻遭到主管機關以六天為期限為由而拒絕,但由於言論的發表與焦點爭取有時效性,因此仍繼續上街抗議,導致後來幾位對於社會有熱情尋求改變的參與者仍被國家以相當於擄人勒贖預備犯的刑期懲罰對待;去年,野草莓團體十幾位同學預備出發前往台北車站周圍散發傳單時,方步行於人行道而無阻礙他人通行情形、亦未開始發送傳單的狀況下,立刻被警方依集會遊行法命令解散驅離。

這是舊法時代的故事,事實上,若換做新法,人民所面臨的苛刻情況照舊,不會獲得改善。在第一個案例中,即便將期限改成四天、三天,永遠都無法符合社會多變的需求,例如桃園撒烏瓦知部落於今年二月二十早上遭桃園縣政府拆除,下午到行政院前抗議陳情,警方隨即依未申請集會遊行而驅離,但是,要求部落族人在失去棲身之所時,必須先流浪六天或三天才給他們陳情機會,這樣是合理的嗎?只要「強制知會」(無論是申請或報備)警方義務存在的一天,大法官「臨時性集會遊行應寬免」的要求就永遠不可能落實。

在第二個案例中,即便行政院新法下,主管機關仍得認定一群人走在路上為集會遊行,並以「未報備」為由處以罰鍰。但要求散發傳單者必須於六天或三天前知會警方,不僅過於嚴苛外,也形成與一般商業發傳單行為的差別待遇,有言論內容審查之虞,同時,此類行為也因為對於社會根本沒有影響,而毫無知會警方的必要,但因為實務運作可將所有人民在室外超過三個人的集體行動都原則性地強制規定必須知會警方,造成人民無論生活大小事(特別是與政府意見不合的行動)都會面臨被罰的可能。也就是因此才產生如去年陳雲林來台期間集體上下遊覽車或騎機車都被以集會遊行法驅離的荒謬事件,集遊法的無孔不入,被稱為戒嚴遺毒其來有自。

當權者主張強制報備,心中念念不忘的「社會成本」,概念上總是與人民的「社會成本」有所差異,這也是集遊法屢屢無法被修正之因。能不能向政府發出心聲,能不能爭取到權利,能不能讓社會更加多元,這些都是人民所在意,亦為憲法所追求的價值。民主自由社會中的集會遊行,正是表達這些希望的最好管道,倘若集會遊行的權利被剝奪及嚴重限制,這些讓社會變得更好的可能都會消失,其「社會成本」更加難以估計。一九六三年八月,美國有超過二十五萬人聚集在華盛頓訴求黑人民權,影響周邊規模甚大,金恩博士在當時發表了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演說,試想有或沒有這場集會遊行和演說,對於美國的影響,哪一個社會成本比較大?維持安定現狀,剝奪改變的可能,社會成本就會比較小?

說穿了,當權者不過希望藉由社會成本的概念,打造一個看似和諧,有秩序,卻無法包容多元的社會而已,因為秩序代表著現狀不會被改變,掌權者的既得利益就不會受到挑戰,集遊法於是成為了他們的工具;但和諧社會永遠不該成為社會大眾所追求的目標,因為這社會本來就存在著許多價值、意見衝突,事實上不曾消失,有些人因制度獲得快樂,有些人因制度被壓迫受苦。憲法所保障的,是讓那些被壓迫的人能夠適度表達心聲,給他們尋求改變以追求自己幸福的機會,而不是舉牌趕走、處罰、壓抑他們。就如同治水一般,既然「壓抑」只會帶來更大的衝突,就應該採用「疏導」的方法,依此才能增加溝通、消弭衝突、促進民主,創造更好更平等的社會。

集遊法,還能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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