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日

超克法西斯迷思,重建專業倫理價值

石之瑜教授日前大作〈後現代的法西斯?〉指出公務員的私下行為不適合被監督,一但監督則有違自由主義的「公私分際」根本原理。然而,這樣的想法,不僅徹底誤解了自由主義的意涵,無疑將自由主義法西斯化、後現代化之外,也同時讓我們正視到「專業倫理」此一概念的重要性在台灣尚未普遍為人知悉,即便學院教授也不例外。

文藝復興時期,「人」的價值開始受到重視;科學革命時代,強調理性的科學思維破除了迷信式的權威;啟蒙時代後,更進一步將劃出一塊「不可剝奪的權利領域」,並且將政府視為人們共同訂定的社會契約的產物,其存在只在於履行實現「人民所有」的「公共意志」的契約義務而已。自由主義便是在這段歷史發展中發展茁壯而來,其精髓強調人自身的某些價值不可被任意剝奪、貶低,人因此可以對抗不合理的外來限制,捍衛自身的權利,充分實現自我價值。「人民可以對抗暴政」因此不只是自由主義的註腳更是本文,自由主義根本與所謂的「公私分際」無涉。

後代為了充分實現自由主義的價值以保障人權,將政府統治的方法建立在人民共同制訂的法律系統之上,且法律必須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避免人治的種種惡害發生,這便是法律治國:一切統治行為應依「法」而來,盡量減低、去除各種「人」的色彩,以求公平正義。

而專業倫理,便是法律治國原則之下重要的一環。由於行使公權力之人只是法律治國體制下為維持法律運作順利而設的小螺絲釘,其行使公權力過程中不僅不應超越法律,更應該嚴守中立,使得法律的運作過程中不至於偏差而產生背於立法意旨以致侵害人民權益的情形。專業倫理的出發點,就是確保上述原則能夠確實實現,以符合法律治國的要求。具體來說,也就是要將「人」的色彩減到最低,排除各種可能運作偏差的情形,以維持制度上至少「看起來」是公平的,而這也是專業倫理領域中一再強調的「表面情況」與「實際情況」同等重要的概念,畢竟我們不能期待行使公權力之人總能擁有雙重人格,期待行使公權力之人能夠完美切割人格公正處事絕對是非常危險的。

舉例來說,我們不能期待法官參與政治活動之後,總能夠在有政治敏感性的爭議案件中能夠公平審判,因此我們要求法官不應參與政治活動;我們不能期待一個在銀行監督管理體系任職的公務員,在他投資銀行的同時,總不會利用職務之便圖利自己的銀行,因此我們禁止公務員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我們不能期待公務員離職後要轉任於私人事業時,總能不利用自己與原任職機關之關係或公務資訊而公平競爭,因此我們設下公務員旋轉門條款。這些專業倫理的要求,雖然都是一些表面功夫,但卻是法治社會是否得以存續的關鍵所在。

因此,從上面的脈絡來看,監督行使公權力之人的「私下行為」,正是一個自由民主、法律治國國家所應當做的事情,人民從監督公務員的私下行為中,既可以發揮「人民可以抵抗暴政」的自由主義核心精神,又可以具體落實法律治國的要求,無論古今中外,監督行使公權力之人都不會被妖魔化為法西斯的作為。

遺憾的是,專業倫理在台灣無論是概念的落實,或是法律制度的建制,事實上是嚴重不足的。一年前此時媒體還在大肆炒作第一夫人是否該離職的爭議,其實從專業倫理的角度來說,這根本不是問題,離職乃理所當然之事,這件事暴露出大眾對專業倫理概念的缺乏;此外,我們不僅常可看到政務官其本人或親屬與私人營利事業/基金會的裙帶關係,也可以看到民意代表與財團及私人組織「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況(民意代表可以兼任民營企業董事長),這些都是專業倫理建制的缺乏,實在有待改善。

1 則留言:

  1. 我比較想知道的是,像後現代主義那樣地貶抑個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多元與流變又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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