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1日

集會遊行與社會成本

這邊有一段話是之前在準備論述時看到的,雖然之前就看過,道理雖然很簡單,不過再看還一次還是覺得很開心,當初就知道他是為慈祥和藹關心社會的好老師了,老師說的話果然很棒很有內涵!

以下內容出於:〈民主法治國家與集會自由─從許可制、言論自由及行政刑罰觀點探討〉,頁355-356,收錄於李震山著,《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

集會遊行之「社會成本過巨」問題,經常成為官方與媒體運用的概念,亦同樣作為支持許可制之理由,並強調不能因少數人行使權利而影響大多數人的權利,特別是用路人及集會遊行附近之商家辦公處所、住戶等。然而,值得省思的是,今日的集會遊行,可能是過去施政的疏忽要付出的代價,所以我們要思考的是:何以會發生此種群眾訴求活動?此種活動付出的社會代價是否值得(多層面思考)?在調和社會秩序與集會自由權之過程中,人民利益犧牲的界限如何?此時,要減低社會成本,應由執法者主動做起,譬如:施政不當獲不合理應及改善或善意回應;此外,封鎖管制範圍,應有節度;警力派遣不宜反應過渡,造成浪費;隨時有對談的意願;加強沿途人民住家、商店、辦公處所……之保護;應有能力緝拿蓄意破壞之使用暴力者。否則只是強調並非確切的「社會成本」,惟有增加對立氣氛,因為我們深信,集會遊行之正面功能大於負面功能,扼殺其空間,政治、社會若因此而喪失改革助力,追求正義的契機,往後要付出的代價更大,此非空泛的「社會代價」所可比擬的。若在以上過份簡單化的推理過程,用以主張許可制存在之必要性,自然禁不起考驗,徒留不尊重人權之話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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