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4日

人權公約與樂生

馬政府執政以來不斷要求國會儘快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落實選前「新世紀台灣人權宣言」中保障人權的政見,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也把這一點當作主要工作在推動。然而,人權保障不應侷限於法律通過之後的宣示效果;如何讓這些公約有實質拘束力,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權保障制度,如何使國家機器的權力運作平常就符合公約中保障人權的意旨,才是更重要的。

人權保障的要求分有事前與事後二部分需落實。從我國目前權力分立的制度上來看,行政部門所做出的處分會使得人權立即變動;立法部門的立法除事前給予行政權執法的依據外,也提供事後司法救濟的依據;司法部門的審判功能則給予當事人事後救濟的機會;而我國特有的監察部門則針對侵犯人權的公務員或處分有權提出彈劾及糾正。

公約若能夠順利通過三讀,對於人權的保障是否真能如執政者所說的那般美好?事實上是有疑問的。以樂生事件做為例子,漢生病患依公約可主張的權利有適當居住權及健康權可以留在原院區,也可主張樂生院舍有古蹟價值而依參加文化生活權要求保留院舍。但是,這些權利一旦碰上沒有人權意識的行政官僚,沒有人權保障組織(如獨立的人權委員會)的事前介入,一旦處分下達,執行完畢,所造成的侵害與損失往往是事後無法彌補的,例如病患被強制隔離的時光,捷運主管當局錯誤決策導致被拆除的院舍,以及被迫遷的病患;位階為法律的公約,一旦遇到其他法律(樂生案中如大眾捷運法,其他如社維法、集遊法、國安法、人團法等惡法),是否真能具有優勢效力而能發揮作用?同時,一向保守而尊重行政機關,缺乏人權意識的司法實務界,是否真敢挺身對抗行政機關的不義?會不會有下一個不用公約而不斷判人民敗訴的法官(法院一再認為「公約僅係就基本人權抽象原則之宣示,指導締約國之政策走向,實不足為原告請求權之依據」)?沒有實質違憲審查權的法官以及缺乏憲法訴願的訴訟制度,是否使得人權保障的最後環節中缺少一顆螺絲釘?監察權對人能提出彈劾,偏偏「制度使人瘋狂」,彈劾公務員是否能保證下一個官就不會侵犯人權?糾正權要求執政高層改善制度,是否真能對抗官僚體系?

人權公約並不是仙丹妙藥,他只能發揮有限的事後保障的作用,更甚者只能近乎宣示,但明顯缺乏事前拘束的效力。在這裡呼籲執政當局,不要披著保障人權的外皮,賣一些宣稱具有療效的人權保障藥,卻同時針對少數、弱勢者開刀,動一些如不指定樂生為古蹟、迫遷原住民、歧視新移民、箝制言論自由、劫貧濟富的手術,正如金恩博士所說,「現在決非侈談冷靜下來或服用漸進主義鎮靜劑的時候」,該做的就該「馬上」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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