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日

停止妖魔化集會遊行,還我朱鳳芝版本集遊法

馬英九總統在12月30日的警政署會議中,公開發表集會遊行法的基調定為「強制報備制」的言論,這類論調不僅與長期以來真正需要利用集會遊行的社運團體的需求完全不符,為弱勢/異議者加上沈重的枷鎖,再搭配上行政院版本的草案整體內容來看,也完全違背了自己先前的修法承諾。

大法官在445號解釋中開宗明義提到:「……集會之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之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這一段文字指出國家對於集會遊行負「保護義務」,而限制集會遊行時則必須要嚴守憲法第二十三條的「原則-例外」關係、明確性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只有法律規定且規定明確時國家才能干涉人民權利)及比例原則。但是觀察現行法與即將進入院會審理的草案後,可以發現這種精神根本不存在,限制人民的規定也完全沒有符合上述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標準。大法官原本的用意是說為了警民合作,減少社會成本,「原則許可制」在配套措施完善的情況下並不違憲,但是現行法並未根據大法官意旨修法,實務運作下人民申請集會遊行時會處處受到刁難,不僅要在六日前提出書面申請,與警察協商過程中會被要求嚴苛的條件以外,警察還可以審查集會遊行的「目的」,不定時以「訴求敏感而容易發生衝突與危險」為由捅人民一刀,禁止集會遊行,更容易發生的是「吃小不吃大」,直接欺壓小規模社運,門檻高到人民(特別是弱勢者)常常過不了,警察不僅沒有盡保護義務,反而完全壓榨人民;而堅持走上街頭的結果,就是主管機關利用規定不明確的「法律漏洞」直接趕人、開罰,因為凡是「未申請」的集會遊行,主管機關都可以主動貼上「違法標籤」──不論是否有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財產安全的情形──然後直接開罰或命令解散,即使是和平的集會遊行也不例外;和現行法大意完全一模一樣的行政院版本草案也是一樣,保留審查目的權和解散命令這二個常被濫用的權力撇開不說,警察還可用更嚴苛的行政罰「重複」處罰人民,寒蟬效應逼得人民非作順民不可。

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可以「自由的啟動」,然後在例外情形下才有「行使的限制」;但是,現行集遊法的原則許可制,和行政院有「事前禁止權」的強制報備制換湯不換藥版本,卻要求人民「有條件的啟動基本權利」,無疑將戒嚴時代的管制思想繼續沿用至今日,敵視、壓制異議/弱勢者的心態依舊不變,行政、立法二權完全藐視大法官「國家有協助、保護義務」的金玉良言。

為什麼國家原則上應該保護而非管制集會遊行?這是因為集會遊行「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集會遊行為社會運動,其成因,常常被引用的是 James Davies 的「J曲線理論」,Davies 指出,人們的期望與社會現實往往有所差距,平時人們會選擇容忍接受,但當這個差距擴大到無法容忍的程度時,人們就會起而行動抵抗,捍衛自身權利。差距擴大的原因往往來自於強勢者如政府、大企業等的「無能」,因此,社會運動常有其正當性;而且從社會運動本身的「偶發性」來看,證明了社運並不起因於異議份子常態破壞社會的陰謀,而往往是強勢者的「昏庸」導致人民的不滿情緒持續累積到最後爆發的結果,因此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公民捍衛自身權利以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具體作為,是人民直接監督政府的好方法,是對社會的建構而非解構,不論認同與否都應予尊重,這是許多人一直忽略的。而社會運動的作用,同保障言論自由的目的,就在其可以創造公共議題與論述,有助於健全民主程序,協助每個公民追求、瞭解真理,而社會運動者也可以完整、自由的實現自我,特別因為弱勢者發聲管道有限,本身沒有幾乎沒有接近使用媒體的可能,如果用太高的門檻限制他們走上街頭,無疑是直接從根源剝奪他們爭取權利的可能和他們的參政管道。

在強調民主自由的今日,身為人民僕人的公務員,傾聽人民聲音,瞭解人民的苦,是一再被強調的義務;集會遊行本來就是人民希望稍微藉由擾亂一下社會秩序,把聲音傳達給政府和整個公民社會的方法;不論政府接不接受,都應該有「我不同意你所說的話,但我願意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雅量,尊重並積極保障人民發聲的權利,而不是塑造一個嚴重社會脫序的「共同想像」,妖魔化集會遊行,進而剝奪人民發聲的權利。充滿社會運動、吵雜的社會絕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安靜和諧的社會反而才是病態。請把國民黨在總統就職不久後提出的修法版本還來,那才是人民需要的!那是你的承諾,別忘了社會上有很多人因為那個政見把票投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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